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的创办与发展

 
刘鲁亚
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于1938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赤水县开始筹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个公营制药厂。从正式投产到全国解放前的11年间,这个不到200人的工厂,不仅向边区300万军民供给了大量的药品和卫生材料,为坚持抗日斗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以后陆续出现的其它根据地药厂培养出一批技术力量,并提供了在物质极端困难、技术条件落后的状况下,创办制药厂的成功经验。对人民制药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作了论述,给予了很高评价,把它和另四个厂称为边区起倡导和带头作用的第一批公营工厂。朱德、徐特立、张鼎丞等同志也多次赞扬该厂是“以科学做基础的”,“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边区《新中华报》曾刊登介绍该厂的专文。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3年6月9日和1944年5月1日两次在报道中提到该厂情况,其艰苦创业的事迹曾誉满边区。
 
                            一  筹建卫生材料厂的背景与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处于被包围和封锁之中,交通梗塞,外援枯竭。为了保障党政军民必需品的供给,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1937年做出决定:要求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尽一切努力经营农工商业。是年10月,陕甘宁边区成立经济委员会,负责制定章程,审查投资计划,着手建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的人民大众的自给工业——公营工业。1938年8月,边区政府民政厅用国际福利基金会援助的9300元中的一部分,筹建了难民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农具厂和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于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自己的公营制药厂就正式诞生了。
 
    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之所以能迅速地筹办并投产,是因为:
 
    (一)人民战争迫切需要大批战地救护的药品。自抗战开始后,军民对于药品的用量较平时猛增。过去完全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现在烽火遍燃,配给缩减。加上交通不便,药品又被国民党列为禁运品,补充购置极为困难。要打持久战,要增强部队战斗力,减少伤亡,必须解决药品的来源问题。 
 
    (二)自办药厂,可以节省边区的财政支出,调剂金融,平抑物价。当时,边区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外援切断后,药品完全依靠现金购买,买一支普通的针剂需付出几块银元,价格昂贵。就地生产可以给边区财政减少压力,减轻人民负担。
 
    (三)可充分利用当地药材资源,精制各种药品,改革陕北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解除前后方军民的疾苦。边区药材种类繁多,如甘草、黄芪、枸杞、麻黄等遍地皆有,但无人采制。广大农民虽然缺医少药,却依靠求神拜佛,请巫师等迷信办法“疗治”,致使病被耽误。因此,创办药厂是满足民生需要,促进边区医疗事业发展的根本措施。
 
    (四)可及时为各根据地输送技术力量。陕甘宁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抗日的领导中心。为了给其他根据地培养制药人材,药厂一成立,就设立了教育部和药训班,后来又增设药科学校。学员毕业后,一部分奔赴晋西北、东北、山东、华北等地筹办药厂,成为其它各根据地药厂的技术骨干或管理干部。
 
    总之,创办药厂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战胜敌人封锁,制药疗伤,保证全体军民的健康,夺取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该厂从创办之日起,就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并直属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上级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支持。但是,要在一个被敌人包围封锁的地瘠民贫的区域,一个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农村根据地,建立出产中西药成品的工厂,困难仍然很多。客观上,制药工业没有一点底子,而且外援已被切断,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缺乏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尽管历史上1932年我党曾在瑞金办过一个存储药品和按方配药的小厂,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储药配方的药铺而已。因此,要创办一个用现代化学方法制药的工厂,那决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二  卫生材料厂的创立过程
 
    1938年10月至12月,是该厂的筹办阶段。那是1938年夏季的一天,八路军卫生部姜齐贤副部长找到药材科科长李维祯,委派他领取办厂资金并负责筹建工作。同时参加筹办的还有药材科科员郑文甫、郑柏岭、李克振、刘发辉、刘福采、张顺民等同志。当时,李维祯同志持主管边区财政工作的李富春同志的批条,从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长曹菊如那里领到16000元(据李维祯同志回忆是银元5000元。《八路军制药厂发展概况一览表》上写着开办费16000元)作为办厂资金。随即数次赴西安筹购设备。他先后在西安襄明玻璃厂、东关药材商店和西北化学制药厂购置了灌注机一套,振荡机、搅拌机、压砸机、旧打字机各一架,压片机,畜力弹花机各两架,及一些药品原料。在购置过程中,由于国民党禁止向边区出售物资,这些单位采取把发货票写成本单位的个人名子或某个外县主顾的办法偷着供应,价格也极低廉,以表明他们支持抗战的爱国热忱。
 
    与此同时,李维祯同志还在西安接受了宋庆龄同志动员进步人士援助药厂的一套消毒器,一架千分之一的化学分析天平及药品、卫生材料等。这些物品装了满满几卡车,绕道运往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暂定的厂址。
 
    一面购置设备,一面学习制药技术。10月,郑文甫同志被派到西安私营西北化学制药厂学习西药制法。他在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当中,一刻也不放弃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韩虎等十几位青年药工就是在李维祯和他的影响下,冒着生命危险,化妆成学生,步行四天,穿越国统区,到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后来,他们都成为该厂西药部的骨干力量。
 
    为了尽快使药厂投产,1938年11月,中央军委从延安抽调了程闻芷同志和留法化学博士胡嘉谟同志来厂担任技师。此外,还派来两名具有大专程度的司药担任技佐。到了年底,厂内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厂长是李维祯,特派员马崇兴,协理员吴补渊。共有技师3人,技佐2人,工人30名,管理人员15名,生产方面分西药部、中药部和材料部。三部的负责人分别是瓮远、郑文甫(西药部),尹桂田、文治安(中药部),郑统(材料部),全厂共53人。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1939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旬邑多次制造“摩擦事件”,工人无法进行正常生产。7月17日奉军委指示,该厂迁至陕北安塞县西河口村。为了解决新址的厂房问题,全厂职工苦干两月建工房46间,挖窑洞14孔。没有原料,全体职工上山挖药数千斤。为了扩大生产品种,又派出两名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购回了《美国药典》等书籍和注射剂制造用具、比重计等仪器。
 
    厂子重新组建后,于11月初投产。生产规模扩大了,分中药、西药、材料、制造四个部分;增设了教育部、管理科、化验室和仓库。开办了制药人员训练班。
 
    生产水平在日益提高,品种逐渐增多。为了在保证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各部、室都制定了暂行章程和监督事项。据统计,当时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
 
    这时,厂内的设备计有:压片机一架,注射液制造用具一套,弹花机一架,酊剂漏桶两个(原有的一些设备在搬迁中散失)。生产方式纯粹是手工业作坊式的,没有任何电器动力设备,全靠畜力和手摇传动。针剂生产用桶、瓷罐配料,大锅熬卤。药工脚蹬皮鼓风器、手持“机关枪”  (一种制药器具)灌注溶液,用酒精灯加温熔封安瓿,用蒸笼当干燥箱烘干,酊剂过滤瓶置于木架上往下格渗液,密封的铁壶靠柴草加热水蒸汽通过铁管进入玻璃瓶内冷却成蒸溜水。中药部的同志由民用铡切削中药,蹬铁碾子研细末,吊竹筛子摇药丸。材料部的同志把弹好的棉花放在木轮轴上滚压、浸水、再用百分之二的苛性钠水溶液煮五六小时,然后经过漂白、洗棉、架晒、弹花等七道工序制出药棉。面对极端困难的条件,全厂同志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以土代洋,干劲冲天,硬是在搬迁重建影响产量的情况下,至年底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
 
    1939年,该厂初具立厂规模。
 
                              三 卫生材料厂的生产发展概况
       
    1940年,该厂增至100人,厂长仍是李维祯,增加了政委叶禾玉,特派员马从新。人员增加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也比以前更协调和细致了。产品上交,原料下发虽由卫生部统一经办,但厂里亦开始计算成本,搞原料、资金等方面的核算。如固定资产(包括烧杯等仪器)均造表登记,原料每日领一次,不得浪费,产品入库时开收据。这样做的好处是:职工们更加注意节约、保证质量;厂方也容易寻找生产上的漏洞,及时纠正不足之处,使工序井井有条。
 
    遵循‘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前面”的办厂原则,1940年该厂成立研究室,开始研制新药品的工作。因仪器不全,有些药品的性能和疗效无法测定,同志们就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打针、吃药、试剂量。
 
    想方设法解决原料来源,渡过难关。当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日益加紧后,至1940年,原料已彻底断绝。研究室的同志对陕北的资源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决定大量采用当地产植物制药,运用科学方法,把积有数千年临床经验的中医中药,作综合的研究与改进。他们根据药典,反复试验,用小米酿造出酒精,从芒硝中提取硫酸钠、硫酸镁,拣来石灰石掺上土碱锻烧出苛性钠。特别是从马牙碱中结晶出的小苏打纯度达99.6%,比国外当时用仪器解析出的纯度还高。为了解决镇疼药品的原料问题(这种药品在战争期间需要量最大,却最不易买到),研究室主任李广训同志在资料困乏的情况下,花费了大量心血,试验从各种植物中提取镇疼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诸种药材进行了成分化验,终于从茛菪草中提取了阿托品。考虑到一年四季都不能缺原料,他又继续研制,成功地从四五月间的嫩茛菪草中提取阿托品,并将茛菪的枝、叶、根全部利用,熬制成膏,一次可熬出近百斤膏作备料。这种作法,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比国内其他药厂用颠茄制成的镇疼药疗效还显著。
 
    一切为了战争需要,这就是卫生材料厂(这时对内称十八集团军化学制药厂)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如:针对部队指战员由于长征及连年战斗造成的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贫血、食欲不振等病症,该厂研制出中药甲、乙方壮尔神(主要成份有黄芩、当归、人参、白术、柏子仁、远志等),服用后能促进新陈代谢,对贫血等症尤其有特效。当时,这种药由中央组织部直接分送给前线回来的同志,作为对功臣的慰问和奖励。得到壮尔神的同志都深受鼓舞,身体恢复也很快,短时间休整后即返前线。又如:在前方,指战员们经常昼夜行军、打仗,几个月不能卸装。因此患疥疮病的人极多,急需一种特效药来治疗。该厂经过一次次的试验,用土产硫磺仿制出升华硫磺,并调制出硫磺软膏对杀灭疥虫有特效,战士们使用后疥病基本都治愈了。再如:当时部队里不少南方兵,来陕北后水土不服,出现了肠胃发酵、心悸亢进等病症。该厂突破中西药传统界限,用黄芩精制黄芩素,用酣中和炭酸钾结晶成醋酸钠,参考中验方,采取科学方法炼成丹、丸,战士们服用后疗效显著。为了使中成药的有效成分高,服量小,便于携带,该厂中药生产改变摇丸子的老作法,逐步以浸膏再加工为主,浓缩药物,适应了部队野外游击环境中运输和使用药品的需要。
 
    总之,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受伤的将士,这是制药厂生产的根本目的。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关心制药厂的工作,当时制药厂的规模比边区所属的几家药厂都要大。在边区第一次工业展览会(于1939年5月1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大礼堂举办)上展出了该厂的改良中药。在边区第二次农工业展览会(于1940年1月在延安新市场举办)展出了该厂出品的各种丸药针药,颇受军民称赞。
 
    1940年,朱德同志回延安抓工业生产。4月9日,朱德、徐特立、张鼎丞等同志来到制药厂,边看边询问生产情况,并在全厂大会上讲了话。会后,该厂的教育部主任李广训同志请三位首长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朱德同志高兴地拿起本子刷刷写满了一页多,题词为:“我们陕北建设工业是抗日民族的工业,是社会主义前途的工业。你们的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初步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我希望全药厂同志们努力工作,配合中国民族革命胜利,并要配合全世界正在战争着、正在走向革命发展与胜利的伟大事业。同志们,大家努力!制药厂纪念”。徐特立同志的题词:“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否定其阴阳五行的神秘。”张鼎丞同志的题词是:“卫生材料厂,保证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健康。”
 
    党和军队的大力支持,中央领导的题词,激励着卫生材料厂全体同志发奋工作。1940年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包围封锁,解放区经济和财政发生极大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军民们提出了“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口号,边区工业迅猛发展。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此时,该厂人数增至150人(前线来厂30余人)。工具方面:丸筛增至六付,压片机增至四架。另派人在定边创办了一个制药所,工作了六个月。
 
    1942年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全厂的干部职工努力工作,增加生产。上山采药、砍柴,工作所需的大部分原料和全部劈柴都是自己搞来的。还开荒地种土豆、萝卜等蔬菜,开小饭馆、对内对外都营业。
 
    这一年,该厂的中药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西药因原料奇缺,产量下降。面对严重困难,卫生材料厂的全体职工一面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要求帮助解决原料问题;一面发挥集体智慧,试验从当地产药材中精制西药,采用代用品生产。特别是接到军委转来中共中央关于“卫生材料厂设法维持其正常生产”的决定后,该厂立即成立了研究室,决心运用科学方法使中药科学化、西药化。他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温差分离出大小苏打、用手臂代替摇臂,持续不断地冲刷掉重金属,提制出精盐。他们群策群力,用仅有的一台振荡机和一台压砸机,生产出樟脑溶液、葡萄糖、大小苏打,碘化钠、流肝肠线等几十种西药。尤其是该厂还参考《英国药典》,用猪肝浸出液制出肝精注射液,对治疗部队指战员伤病后并发的虚弱症有极好的效果。研究所人员还试制麻黄素、从白桦皮中提取芳香油,但因条件限制未能成功。
 
    与此同时,该厂的职工积极开展技术练兵活动,人人为提高工艺水平而努力。他们把工厂看作自己的家,对原料的使用极为珍惜,并千方百计地寻找用品,以保证战地所需的药品数量。他们还自制熔封设备,试验锻烧玻璃容器。这一年,全厂搞成了仿制药品、自制仪器等大小发明创造68项。其中有些项目(如肝制剂等)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扬和鼓励。
 
    在解脱困境、恢复生产的日日夜夜,该厂的厂长、政委除安排厂内的工作外,还承担了采购员的任务。李维祯同志曾为购得原料四处奔波,他几次化妆冒险穿越敌占区,或步行、或骑马,翻山越岭,从商贩、药铺搞到一些原料,解了燃眉之急。
 
    历尽艰难困苦,卫生材料厂不但保证了边区及晋西北所需之药料,而且还向前线提供了一部分药品。他们忘我的劳动热情,度过了难关,迎来了1943年。是年春天,军委总卫生部将卫生材料厂交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联防司令部卫生部领导。接命令后,该厂迁到延安城东50里延河畔的姚店子张儿村。厂名改为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联防司令部卫生材料厂(内部仍称八路军制药厂)。这一时期厂内的组织为:厂长李维祯,政委刘仁保,政治协理员李敬。管理方面设工务处、教育处和管理科。工务处下设药科学校。生产方面仍分中药、西药、材料三个制造部。厂成立党总支,下设工人和学生两个党支部。当时全厂包括药科学校学员在内人数近300,有工房36间,库房、教室、办公室和宿室90余间。
 
    1943年,边区政府召开公营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做出试行撤销科、股等层次的决定,明确规定厂长及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后,制药厂的面貌大为改观,管理人员定期到车间劳动,技术人员中有改进和发明者都可获得奖励,厂里对技术人员的津贴也增加了,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物质上还给他们加粮加菜,保证了他们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研制新药品中去。
 
    是年,该厂新增加了十多个品种。接着,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安瓿没有了来源。早在两年前,安瓿已运不进来。于是,采用当地窑烧的陶罐装药品,这种陶罐体积大、笨重难携带。一罐装一斤,不好保存,取放次数多了易变质。为解决这个难题,厂里于1942年派荆轶、密光两同志到延安自然科学院找林华同志学习玻璃制作技术。他们一起挖来陶土制坩锅,有了坩锅后,他们采集各种石料轮番试验,最后确定把石英石、石灰石和马牙碱破碎后按一定比例配料。经过一年的摸索试验,试制出针药管、玻璃瓶、烧瓶、漏斗等化学仪器。但安瓿瓶必须耐高温、耐腐蚀、体积小。林华等三位同志刻苦钻研技术,细心地改变硼砂配料的含量,终于在1944年生产出了边区制造的第一批安瓿(至1946年底共产8000多个安瓿)。
 
    从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至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这段时间内,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需要大批干部上前线或到新的岗位上去。因此,该厂人事变动较频繁。饶孟文、文治安、韩虎等同志先后担任过该厂厂长。这段时间内,该厂在遇到旱灾、原料短缺的情况下,仍然生产出许多药品,并研制出破伤风抗菌素等一批新药品。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该厂在延安城东张儿村的厂房遭到了空袭。房屋被毁,水井被填埋,职工们被迫背上仪器、工具、原料,在野战军的保护下撤离延安,辗转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地三个多月。尽管没有停留的可能,且常和敌人保持几十里的距离。昼夜兼程、风餐露宿,甚至随时都有危险发生。但职工们一心扑在人民解放事业上,他们在暂时的村落、山坳、草棚里抓紧时间生产一种镇疼针剂。他们把几块碾盘对起来,插上温度计,底下烧柴烘安瓿。一天约生产几百支,跟敌军转着走了三个月,共生产3万多支针剂。当他们提着竹蓝子送药品到前线包扎所时,极大地鼓舞了伤病员的抗敌斗志……。
 
    1947年7月,该厂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碛口村办厂。在长途跋涉中,设备、仪器、资料散失许多,但那架化学分析天平却安然无损。迁徙途中,它由两个人小心谨慎地抬或轮换背着,并有武装保护。战士们提出的口号是:“人在天平在”。就这样,这架天平一直保存使用到解放后,1959年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自到达临县后,该厂先借住碛口村,后建厂于碛口附近的南圪凹和招贤镇。当时,该厂除设管理科、材料室、化验室、安瓿室、制剂室、中药室与库房外,还增设玻璃室和细工室。全厂职工190人,其中工人119人。厂长文治安(后为韩虎和李海同志),政治协理员胡及。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恢复了一般性药品的生产,并试验成功从鸦片中单独提取吗啡,为盐酸吗啡注射液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条件。至年底,中药共产3万磅,西药年产1.1万磅,烧制玻璃棒、管、漏斗、洗眼壶、安瓿、比重计等10万支。
 
    厂里的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六个室均由技师统一领导。技师分期分批下达任务,然后督促各室之间密切配合,使工序井然,工艺协调,达到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目的。技师和化验员负责检验产品,一般要经过技术鉴定(看其是否符合《药典》的要求)后,方允许上交库房。各生产室的负责人必须按月把生产结果和存在问题汇总交技师过目,如果是操作上出现问题,技师就立即召集熟练工人座谈找出症结解决,或上报厂部由厂长处理。各室内部每半月召开班务会一次,交流生产经验,检查劳动态度。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该厂奉命迁往晋南汾河畔的新绛县泽掌镇,与先期到达晋南晋绥军区卫生试验所、晋绥军区制药厂合并。根据贺龙同志指示,厂名全称为西北人民制药厂,隶属西北军区后勤卫生部领导。
 
                           四   卫生材料厂的科研与教育
 
    卫生材料厂的发展过程,就是科研、教育引路,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和技术工人成长的过程。
 
    1940年7月,为了总结建厂以来生产和科研工作的经验,该厂几十位同志合力编撰出版了一本《抗战新药集》(以下简称《药集》)。书中详载了本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其中,解热、发汗、强心、泻下、利尿、祛痰、止血、强壮、麻醉、健胃、调经、止痢、戒烟等几十种药品,是制药厂的同志利用当地资源试制而成。例如:解热这一类药中的甲、乙方黄芩碱为国内首创。《药集》对该药的性状、提取方法、用量、临床应用效果及对身体的诸种作用,具体而详细地做了介绍,并举一诊治实例做以证明。
 
    对于用土法仿制而成的西药,如盐酸吗啡针剂,《药集》除介绍它的药理作用外,还介绍了合理的简易生产方法,并规定了注意事项,如加何种辅料可防止其变质,稳定药效,更好地发挥药效。当盐酸吗啡含量为百分之一时,即可应用临床,避免了原料的浪费。
 
    在中西药混合配制方面,《药集》颇有独到的见解。书中介绍的十几种中西混成药,大部分为国内首创。如米各来蜜丸,粗制麻黄素,都是用独创的简易方法制成的。再如康福那心强心剂,生产时靠手工不停地摇,迫使精制樟脑溶解在生理盐水中。方法虽简陋,质量却不低于国外正规药厂出产的药品,注射时吸收迅速,无刺激之弊,加中药成分后,对治疗心脏衰弱、肺炎、虚脱等病症均有显著效果。
 
    《抗战新药集》除介绍了百种片剂、针剂的详细情况外,还提及到本厂生产的93种膏、丸、精、酊、针剂等。这本书曾作为该厂纪念抗战二周年的礼物,敬献给党中央,王稼祥同志题了书名。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同志为该书作序。他写道:“这是几十个忠实地埋头于科学制药事业的同志底结晶;尤可宝贵的是在陕北这一技术落后区域里与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完成的”。饶副部长在序中还对卫生材料厂的工作了总结,指出:“本军创办化学制药厂,经年来埋头苦干,自力更生,不仅在谋求解决自己药品需要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想得为我国的科学制药事业,经过摸索探讨初步试验,奠定中国新药学发展的基础。虚心的接受先进的西方制药的科学方法;更批判的对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国产药材,洗去其神秘的传统,重新估评,给以科学化新药的适当地位。”这段序言,是对药厂几年来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的恰当的评价。以后,该厂还编写了《抗战新药集》的续集——第二集、第三集。这本书现存中国军事博物馆,是一份珍贵的有药学价值的资料。
 
    培养制药人材,是发展人民医药事业的根本,是人民制药工业蓬勃兴起的保证。卫生材料厂在办厂初期就抓住了这个根本,在人民战争期间为各根据地培养输送人材。
 
    1939年6月,延安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学员奉军委命令前往晋绥根据地,由于敌军封锁严密,经上级批准,决定在卫生材料厂实习一段再走。医大调剂班的李广训老师应邀在该厂担任教育部主任,并负责筹办制药训练班。
 
    1939年8月开办了第一期制药训练班,学员共27名。专职教师是李广训,兼职教师是李维祯、瓮远、周群。开设了药理知识、生物化学、药物学、生物学、调剂等五门课程。没有现成的讲义,甚至没有—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全凭几位教师自编自印。李广训同志靠记忆把当年从事教学时的资料整理出来,编写出三本既适合学员的现有程度,又能讲授清楚基本内容的讲义。学员们也很刻苦,他们认真听讲,遇到疑难利用饭前饭后互相研究。他们把拉丁字母画在手上,走路时背,把问题答案写成传单,休息时讨论。他们用弹壳,木棒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用核桃制成算盘,用沙盘代替纸张,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教学。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大部分学生达到了中专生的水平。
 
    第一期药训班原计划学习两年结业。但由于当时全国各根据地急需制药技术干部,第一期学员提前于1940年5月结业,除一部分留厂外,大部分奔赴华北、晋北、西南、山东等根据地筹办药厂。毕业前夕,为了表扬该厂为抗战作出的贡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委托八路军卫生部饶正锡副部长和美国援华友好人士马海德顾问来厂看望全体同志,并转交他们的题词。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同志的题词是:“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中央领导的鼓励,增强了卫生材料厂努力培养制药人材,为抗日战争,作出更大贡献的信心。于是,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开办第二期制药训练班。
 
    第二期药训班从1940年6月至次年10月共开办一年另四个月。由于采取考试择优录取学员的办法,这一期学员程度较齐,质量较高,他们系统地学完了一些难度大的课程,基本达到大专水平。以后,这批学员中的大部分人担任技师或从事科研工作,个别同志还担任了领导职务。接着,第三期药训班于1941年10月开办至次年5月结业。上述三期学员均来自本厂职工。在学习期间,有时脱产(遇原料缺乏时)学习一段,大多数时间安排为:上午学习,下午到车间劳动。由于教学不脱离生产,学为所用,加上经常进行必要的严格考试(分笔试、口试、操作试等),效果很好。三年中,药训班为抗战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
 
    此后,这批教师和学员中的龙在云、罗惠春、苟在朝、秦中玲、汪瑞英等五人在佳木斯办起了东北药厂,董洁汝到晋察冀军区领导一个药物试验组《后改为研究所》,曾荣、刘大力到冀中办起了华北药厂,黄占山到太行山区办起了太行药厂。
 
    鉴于本厂技术力量薄弱、工人承担化学制药工作有困难,加上野战医院急需一批懂药理知识的调剂员、司药,该厂于1942年6月间设立了一所医药专科学校。学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医疗单位的调剂员、司药,一部分是本厂药工。文化程度多数相当高小,少数略低些。年龄从17岁到32岁不等。日程安排是:上午三学时课,下午到化验室做实验。药科学校校长、政委由本厂厂长、政委兼任。学校设教育处。教员由厂里干部担任和临时聘请来的同志兼任。计8名教员,其中,专职教员3名:饶盂文(华西大学药科毕业)、解器(华西大学药科毕业),孙泽之(本厂药训班毕业);兼职教师5名:李维祯(陆军医学院药科毕业)、瓮远(中国大学化学系肄业)等;临时聘请的教师有郝笑天、薛公卓、张乃昭(均为清华大学毕业)。
 
    由于师资力量较强,并能从实际出发,确定教学内容和讲授方法,加上学员们的努力,所以,尽管是从识拉丁字母,看化合物的分解程序图起步的,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学习,仍达到了中专水平。而且论实际工作能力,比中专生还强。后来,因形势变化,药科学校于1945年停办。学校培养的三个班共80名学员,回医院和药厂后,都成为那里的技术骨干,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里还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该厂从创办之日起,领导就十分重视职工的业余文化教育。当时,按个人的情况分别编入识字班、初级班、提高班。因人施教,开展互教互学竞赛。有些经过长征过来的“红小鬼”,就是在这里接受最初的识字训练的。当全厂职工的程度基本达到高小毕业水平时,正赶上药科学校的开办,领导立刻安排了一批青年去深造。这些同学文化基础较扎实,学习成绩突出。他们经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说:“卫生材料厂是个培养人的好学校,从小学到药训班、药科学校,每个人学到的知识和获得的才干是无法用一纸文凭来衡量的呀!”他们走出“校门”(实际上是露天课堂,大树下挂黑板,膝盖当课桌)后,纷纷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回报党对他们的培养。
 
    卫生材料厂兴办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厂领导给每一期学员都讲过类似的话:“只有多掌握科学知识,才能为抗战多出药品,出好药品,没有知识,搞化学制药是有劲使不出来。”在战争时期,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干扰多么大,该厂的教育、培养人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生产促教育,教育推动生产。
 
                        五  卫生材料厂在战争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卫生材料厂是在人民军队里成长壮大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在极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他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五次搬迁重建中,想方设法解决了资金、物力、运输、吃住等方面的诸多难题。他们以土代洋,利用原始的简陋工具向边区300万军民奉献了中、西急救药品、营养药品、防疫药品近300种,数量也相当可观。卫生材料厂本着“部队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原则,为救死扶伤提供有力的支援。被边区政府和军民誉为“应有尽有的工厂”。当前方作战部队的伤病员使用着自己药厂出产的药品时,都深受鼓舞,激动地说:“我们的军队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卫生材料厂是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厂。全厂职工积极开发边区产药材,精制各类药品:运用现代化学方法,把民间验方加以研究和改进,使生产规模成几倍的扩大。卫生材料厂土法上马,研制出破伤风抗毒、伤寒、牛痘疫苗,控制了流行性疾病在边区的蔓延。研制的新旧并蓄、中西结合的部分特效药为国内首创,不仅为边区创造出一批财富,而且为中国新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创出了一条新的路子。该厂编写的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在当时颇有影响,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节省了时间,成效显著。这本集子在中国医药史料中占有重要位置。制药训练班和医药专科学校的创立,培养出一批技术力量,为发展人民医药工业解决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所培养出的100多名技术人员,不仅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以后的若干年中,在祖国各地区的医药部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卫生材料厂是边区第二批公营工厂中的一家,创办后很短时间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中的先进成分。当时,公营工业成为边区工业中的骨干力量,它推动着私营工业和合作工业向前发展,为粉碎封锁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卫生材料厂更是发挥了先锋作用。这里聚集着一批被解放了的、与工厂利益完全一致的干部、职工。他们平均年令只有20岁,党员占到了将近一半。许多同志参加过长征,又受到抗日的教育。他们有夺取全国胜利的强烈愿望,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平日里加班加点,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正如程闻芷作词、周镇忠谱曲的厂歌中所写的:“抗日走上新阶段,我们药厂来开办,不怕苦累不畏难,愿为抗战做贡献……。”为了确保药物质量,他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打针,试剂量。为了保证工艺要求,他们用手臂代替机器摇柄,进行持续的溶解、加工。为了生产出合格药品,他们练出了用肉眼检查混浊、污点的功夫。卫生材料厂职工高度的政治觉悟,新型的上下级关系,是推动工厂迅速发展的动力,也给其它公营工厂作出了榜样。
 
    在诸多的公营工厂中,卫生材料厂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2年边区工业问题报告上指出:“卫生材料厂的药品保证了边区及晋西北所需之药材,及供给了前方之一部分。”1943年陕甘宁边区厂长联席会议上,领导同志号召学习卫生材料厂职员利用空间时间参加劳动,为公家承担一定生产任务的作法。  
 
    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中,全厂先后有李维祯、瓮远、李广训、韩虎、苟在朝等同志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奖励。李广训同志还被评为边区模范技术工作者。为了表扬他研制药品取得的成绩,朱德和叶剑英同志亲自请李广训同志吃饭,并在1944年“五一”庆祝会上一同观看了文艺演出,以示慰问。
 
    卫生材料厂是仅有200人,又纯粹用手工业方式(没有一台动力设备)进行制药的工厂。条件这样差,为什么还能研制出几百种药品,包括一些新型特效药品呢?推动工厂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首先在于该厂人人树立了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说:“一想到国土遭侵犯,一想到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们这点苦、累算得了什么?”其次是厂领导依靠群众,善于发挥集体智慧,他们重视抓职工教育,重视科学研究的带头作用,不迷信书本,从边区实际出发,大胆试验。走中西药结合、医和药结合的道路。再次是该厂始终遵循正确的指导思想,始终使自己的设想适合当时所处的环境,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如厂长负责制——厂长为工厂的最高负责人,在生产上有最后决定权,作用是协调各环节的工作,以完成任务。技师把关制——指导工人按工艺要求操作,检查每道工序,鉴定药品质量。经济核算制——材料入库,成品出厂,均计算消耗,按月汇总。对省料和保护工具的人奖励,对费料和损坏工具的人予以批评,干部兼职制——每个人身兼数职;厂长兼校长,技师兼教师,职员兼工人。
 
    卫生材料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集学校、研究所、工厂于一身的新型部队企业,是一个教学、科研、生产密切结合、互相渗透、互为促进的联合体。党的正确领导使它开创了一个人民制药工业的新局面,从而,在中国制药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卫生材料厂在革命战争期间为保障军民健康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为人民所颂扬!
 
    本文在搜集资料和核实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李维祯、瓮远、李广训、张聪惠、韩虎、李壁、刘仁保等同志大力协助,在此向上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 
 
                                                              (1984年8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